2016年11月28日，天晴，从河北邢台的学校出发，张亚奇拎着全部“家当”坐上火车，他清楚记得那时的心情“在大城市生活，很雀跃，无比激动，也包含了一些对未来的憧憬”。
1224个日夜之后，又是一个晴天，张亚奇开着车远离了这座城市，这也是他三年拼搏挣下的最大成果。
在专科学校学过汽车检测与维修，年轻的张亚奇并不想把人生同汽车捆绑在一起。他在学校的“双选会”上看中了一份金融行业的工作把理财产品卖给有需求的客户，公司在北京市通州区。
父母都是农民工，张亚奇对北京全然陌生。他只好委托“双选会”上碰见的公司负责人帮忙在北京租个落脚的地方，还提前付了一笔定金。但房子并未找到，他和另外两名同学住进了公司附近2000块钱一个月的青年公寓。
那时已是深冬，公寓里没有取暖设施，身为北方人，张亚奇未曾受过如此磋磨。与房东理论过后，出租屋多了两个空调孔洞，至于空调“本身”，还需要一个月的等待才能到来。为了不让呼啸的寒风直接灌入房间，张亚奇只好在孔洞上塞上几个一次性纸杯。
捱过一个月，空调终于装好了，享受一场安眠过后，张亚奇发现，这晚的电费是50元，因为公寓采用了商业用电的收费标准。即使是三个人平摊，如此高企的成本也令他们难以承受。其中一个人当即决定离开北京，张亚奇和留下的同伴只能搬得更远一些。
早上挤公交的时候，张亚奇亲眼看到旁边女生的双肩包在门外面卡了一站地。于是，他选择早早起床，接上一杯热水，捧着走到公司。但他对房子很满意，因为那里有了淋浴设备，不用再走到村里花10元钱洗一次。
张亚奇的工作就是给客户打电线天，从早到晚。经常有人会直接挂掉电话，甚至骂上几句，张亚奇慢慢学会了用正能量平衡心情。毕竟，“在负能量里沉迷好久的话，你是挣不到钱的，你就一直活在这种悲愤之中”。
张亚奇每天会拨通100多个电话，半个月过去，他终于做成了第一单。“那时候我还没有学透呢，甚至客户问了我好多好多问题，我都不知道，到最后那客户还是选我。”张亚奇感到自信心爆棚，每次遇到同事，他都会说起这近乎巧合的高光时刻。
但运气并不总能眷顾他，实习期一过，张亚奇的补助没有了，工资骤降，他又被迫搬到了附近的村庄里。
村子名叫富豪村，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每个月只需要200元。为了节约开销，张亚奇一天只吃两顿饭，午餐在公司食堂，晚餐就是方便面，偶尔买点辣条解馋。
但在春节和“十一”回家的时候，张亚奇会给小自己十岁的妹妹带些她喜欢的零食。
即使这样，每周休息的那一天，张亚奇都要出门逛逛。“北京所有免费景点，那些年我都去过” ，谈起这个，他语气轻松，嘴角略微上扬。他并不觉得疲惫，“如果运气好能在地铁或公交上找到座位，那就等于是休息了”。
在北京3年，他没去过故宫，但去了4次。张亚奇喜欢人流密集的地方，也成为他最喜欢的景点，“能够正常的看到每个人不同的喜怒哀乐，你会发现你没那么惨”。
第一次去，他选择体验一下北京的地铁，没想到坐过了站。从王府井走到，才听说王府井也是个景点，于是他再走回去，买了一根“祖传冰糖葫芦”，价钱和味道都记得很清楚，“18块钱一根，和我老家1块钱一根的一样大，特别难吃”。
工作满一年，精打细算的张亚奇用攒下的两万块钱加上贷款，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个“大件儿”一辆汽车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张亚奇感觉自己有些冲动，再来一次，他会把钱省下来买房，但在那个时间点，他觉得挺开心。
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，算算每个月要还的贷款，张亚奇觉得压力有点大，换工作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新工作也和汽车有关，公司在顺义，销售汽车配件。回到老本行，张亚奇做得顺手许多。
但也仅仅是还完了贷款而已，张亚奇的手头积蓄寥寥，他越发觉得“与其给人打工不如自己做生意挣钱”。今年过年，他原准备在老家找找机会，没想到兜头撞上疫情，只好继续回来上班。
然而，回到北京，他发现生活成本已经水涨船高，公司没有食堂，只能点外卖，一顿饭25块钱的价格令他有些难以接受，而工资又降，他在一点一点地消耗着自己的存款。
于是他下定决心回去。4月2日，他提出离职，客户和同事都劝他留下，但他还是走了。4月5日，开着属于自己的车，带着常年与人打交道积攒下的经验，张亚奇离开了北京。
广西人陈平也是2016年底来的北京。就在稚气未脱的张亚奇辗转寻找出租屋的时候，陈平正被自己的上司惩罚当众吃苦瓜，因为他没能带客户来参加酒会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他无法谈成一单保险。
这份工作是同学介绍给他的，说是待遇很好，当时在广州实习的陈平没有多想，直接答应了下来。
入职之后，陈平才发现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公司是一个大集团，但部门的负责人和他想象的有些不一样。没有五险一金，没有底薪，最初没有业务的几个月是他最难熬的日子。但他“不敢跟家里人说，年轻气盛想出人头地”。
在这里，他同许多“90后”一起，被迫习惯了强制加班、全年无休的生活，也不断加深对“挣钱第一，没有钱什么都不是”的认同感。
花2000块钱在天通苑租了一间卧室，陈平感觉自己有点奢侈，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厨房不能自己做饭，尽管他并没有很多时间。
在北京的前两年，陈平没有周六周日的概念，每天八点到公司打卡，一上午都是早会。员工们被告知“没什么比这个行业更好、更挣钱”，签下合同的人会被当众表扬，没有客户的轻则被当众责骂，重则罚站罚钱。看过几个签一单挣数十万元的例子，成为那个被表彰的人变成他们唯一的愿望。
而要得到客户的青睐，就需要舍得掏钱，请吃饭、买礼物是主要的手段。请一位客户来酒会吃饭，业务员需要花60块钱。
身边的人纷纷借钱或贷款，陈平也投了不少。效果确实不错，第一年，他挣到了20多万。
但欠的钱更多，点灯熬油的两年，他负债7万，他终于意识到“这是在碰，多数人只是炮灰，只能负债累累走掉”。
陈平决定抽身而退，但再找工作，他觉得“什么单位都不靠谱，有被迫害妄想症”。
在陈平眼里，北京安全、忙碌、多元、进取，但比起广州，这里少了一些生活气息，空气中充满了焦虑。他清醒地认识到“作为一个各方面条件不是特别优秀的90后，定居北京的希望是不大的”。于是，他选择抓紧时间积累更多的经验。
这一次，他选择了自己热爱的工作演讲口才培训，不再“追着钱跑”。教育培训工作并不轻松，但有了前两年的经历，陈平觉得很知足，“通过你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优势选择职业的发展，就会开心”。
用两年时间还清欠款，他原本计划在公司学到足够的技能再考虑离开，但近来的疫情改变了教育培训行业的业态，也打乱了他的计划。
公司的业务由线下走到线上，陈平留在家里零星接一些远程的任务，但这不能支撑起生活的开销，他决定就此挥别北京这座城市。甚至都没有回来，他让朋友帮忙卖掉了出租屋的物品。
当天晚上，他发了一条朋友圈：至今，再也没睡过这么舒服的床。配图是两年前做保险业务员时期的出租屋。
陈平依旧是觉得有一丝不舍，“毕竟是奋斗了那么久的地方，有泪有汗”，但他很快自嘲一笑，“不够优秀，配不上北京，决定告辞了”。
他会循着父母的期待留在南方，或许是到广州继续发展。他并不十分失落：“我在北京接触了很多优秀的人，看了一些书，成为了终生成长主义者，所以不再会感觉孤独和空虚。有空就做自己最喜欢的事，看自己最喜欢的书，只要在输入，我就感觉无比充实。”
年前离职后，石晓雯回到老家，但疫情的到来令她难以找到新的工作，离开北京，使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宠物猫送给别人。
敏敏也在这一段时间点选择回家，她不愿过多回忆从前，只是在闲鱼的商品描述里加上一句：要离开北京了。追问下去，敏敏说：“天天都会有人离开北京”。
《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（2019）》显示，2018年，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规模为764.6万。对于这百万人来说，北京像是一片美丽的沙滩，所有人都在低头拾贝，有的人不懈追寻，捡到了沙砾中的珍珠；有的人被命运垂青，踩到了五彩斑斓的贝壳；还有人被海涛惊扰，甚至被潮水卷走他们的足印会被风沙掩埋，会随浪花褪去，但在天上高悬的日月都会记得，他们曾经来过。
